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历程，遵循比较优势的制造业转移与承接是全球制造业生产布局的客观规律。对于中国来说，依靠要素投入维持的经济高速发展难以为继，制造业跨国转移的趋势难以避免。过去十二年间，中国制造业外迁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家具制造、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和矿产资源加工品行业。通过研究中国制造业外迁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关系，认为市场终端需求和要素供给所导致的制造业外迁可有效提升制造业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产业布局和融入全球价值链所导致的制造业外迁可有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控制能力和技术创新水平。基于此，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应因势利导，通过以主权在我的对外直接投资，科学引导制造业外迁，推动中国制造业的全球生产网络布局优化，实现制造业外迁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协同发展。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多年来一直大规模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实现了四十多年的经济中、高速增长。自蔡昉指出“中国劳动力短缺并非短期现象，而是意味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或者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区间，中国的人口资源红利即将结束”[1]之后，舆论界与学术界纷纷探讨中国经济是否会出现转折，随着中国劳动力优势的逐渐衰减制造业是否会发生大规模外迁，从而引起对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是否可以持续或者应该如何转型升级的讨论。

一方面，东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等以更多的优惠政策和更低的成本承接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另一方面，美国、德国等制造业强国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积极推进创新引领高端制造业发展，力图巩固其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2]，从而发达国家高端制造“回流”与新兴经济体低端制造“流入”同时发生，中国中低端制造业受到“双向挤压”。2018年以来，美国发起的全球性经贸摩擦扰乱了既有的国际贸易秩序，打断了部分中美产业链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当前，中国正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经贸摩擦等长短期因素叠加，出口企业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与较高的风险水平，国内相关机构开始对将有可能引发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大规模向境外迁移和因产业资本输出而导致的国内产业空心化日益担忧[3，4，5，6]。胡国良等认为短期内低技术制造业外迁对国内GDP的影响程度最大，长期内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影响将超过低技术制造业，而且中高技术制造业外迁更加不利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7]。总体来说，伴随国内人力与资源成本上升、环境规制日趋严格，部分中低端制造业和出口加工业外迁不可避免，而贸易战爆发以来，为规避美国关税、继续享受人口与资源红利、谋求多元化的供应链，部分跨国公司外迁有加速的趋势。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要素禀赋、经济政策、国际环境、产业自身特征、市场需求、突发事件等多重因素都会影响产业布局[8]。随着经济进入转型升级和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制造业外迁转移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会倒逼制造业相关产业链进行调整。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张其仔等认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就是要使其更适应中国新发展阶段的要求、国际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的要求和新一轮技术变革的要求[9]。伴随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必然会有部分制造业整体或生产环节外迁到具有比较优势的他国，向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可以有效促进中国制造业价值链的攀升，向转型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对价值链的攀升作用并不明显[10]。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将“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列为重点工作之一。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应有之义，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11，12]。从提升中国产业结构水平、优化产业布局、提升国土空间开发水平角度来说，由中国制造业企业投资主导的制造业外迁可以有效推动中国制造业的全球生产网络布局和国内制造业生产环节的绿色化，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具有正面效用。

目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疫后呈现内向化发展态势，一方面在纵向分工上趋于缩短，另一方面在横向分工上趋于区域化集聚。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与贸易格局变化也将对制造业的产业组织、空间布局产生深刻影响，制造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也将迎来进一步调整。全球产业链正在加速重构，使得产业转移和产业链相互关系的研究环境背景发生变化。从现有文献来看，研究多集中在制造业外迁的动因及其对国内产业结构影响方面，聚焦于外迁对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影响方面研究略显不足，针对制造业外迁与提升中国整体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关系的研究尚属空白。本文分析了制造业外迁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关系，并提出推进制造业外迁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协同的可能路径选择。

近年来，中国境内劳动密集型企业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外迁的新闻不断诉诸于报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外迁成为趋势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共识。由于目前统计数据与研究文献缺少准确衡量产业外迁的直接指标，笔者通过观察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与增速、加工贸易占出口总额比重、制造业重点行业出口交货值与出口商品类别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比的变化情况来揭示我国制造业外迁现象，以及各行业在外迁时间维度上的差异性表现。

（一）制造业对外投资规模日益增大而加工贸易占比下降，说明制造业已出现外迁迹象

在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截至2019年，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突破两万亿美元，达21 988.8亿美元，2.75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境外共设立企业超过4.4万家，分布在全球188个国家和地区。2003年至今，对外直接投资年增速未曾低于10%，2009年增速最高达到67.8%，可以看出，近十多年来中国制造业在海外已经初具规模（见图1）。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却在2005年后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见图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工贸易迅速发展，曾经接近我国出口总额的60%，而到2019年我国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仅为34.13%。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逐年增长而本国加工贸易出口占比却逐年下降，说明我国制造业已经出现了向海外转移的现象。

图1 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与增速

图2 我国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

（二）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交货值全球占比下降，表明我国劳动力密集产业正在向海外转移

如果说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产能增量向海外拓展而非国内原有产业的转移，那么从典型行业出口交货值数据变化可以更直接揭示我国产业外迁现象的发生。将可得数据（2008—2019年）分为两个时间段，即时期Ⅰ（2008—2014年）和时期Ⅱ（2015—2019年），对比两个时间段内中国制造业各行业出口交货值的平均水平可以发现，仪器仪表制造业，纺织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行业出口交货值均出现净减少，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纺织业减少达20%以上（见表1）。

表1 中国制造业重点行业出口交货值情况比较表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考察中国出口商品中最主要的三类商品——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与机电产品有交叉）和劳动密集型产品[13]，可以发现，2009—2019年，中国出口商品类别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占比呈现出明显下降趋势，由2009年的21.2%下降到2019年的18.85%，下降超过两个百分点，而机电等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占比变化在一个百分点内。从全球范围来看，在我国产品出口占全球份额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全球比重近年来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而机电等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则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见表2），进一步表明我国劳动力密集产业正在逐渐向海外转移。

表2 2009年以来中国主要出口商品类别占国内与全球比重情况

数据来源：国内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国际贸易数据源于全球贸易监测系统（GTA）

综上所述，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制造业外迁现象已经发生。当前，中国制造业向境外转移规模还不大，而且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矿产资源的初级加工品行业，符合全球制造业转移遵循比较优势和梯度转移的基本规律，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家具制造、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等行业，高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加工、装配等劳动密集环节也存在转移现象。在产业转移承接过程中，随着后发经济体的不断发展，中国此前的低成本优势逐渐消失，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核心的传统产业转出成为必然。就生产函数而言，中国制造业面对要素投入的边际收益下降，提升生产效率成为唯一选择，而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也需要将原有低端产业转移，实现“腾笼换鸟”，优化产业布局，提升要素配置效率。

中国制造业外迁是内外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内部看，要素成本快速上涨造成中国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综合制造成本优势逐步丧失；从外部看，则是一些低成本国家制造能力日益增强，逆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推动“去中国化”，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使得各国开始重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韧性和安全性，从而导致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本土化、区域化和多元化发展趋势加速。所以，中国制造业外迁可以归结为以下四方面的动因：

（一）要素成本快速上升是导致中国部分制造业外迁的直接原因

生产要素禀赋供给结构决定了一个国家可能形成的最优的产业链、供应链结构，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产业外迁行业主要集中在国内部分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如纺织行、服装业。随着劳动力、能源、物流、税费等生产成本上升，在改革开放初期选择沿海地区设厂的制造业企业开始选择向低成本地区转移。以劳动力成本为例，在改革开放后的前三十年间，中国为全球制造业生产提供了具有竞争力的低生产成本，1990年，中国产业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为55美元，随着国内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力成本日益提升，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2018年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月平均工资增至990美元，是墨西哥的近两倍、越南的三倍，尽管2019年越南平均工资上升到近400美元，但仍比中国低许多。服装、鞋类、家具、玩具和纺织品等低技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劳动力成本占其收入的近三分之二，加工制造业利润空间越挤越薄，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渐从中国外迁不可避免。

（二）积极拓展国际市场空间是导致中国制造业外迁的本质原因

市场终端需求对于一国制造业可选择的发展方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开拓国际市场空间，满足终端需求，提升产品市场占有份额，提高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保障供应链安全，是中国制造业外迁的本质原因。中国制造业企业通过在海外设立经销商、授权海外代工企业生产、直接投资或海外建立生产基地、控股生产厂商或授权生产，从而能够更加高效发挥东道国要素成本比较优势和占领区域市场，拓展企业辐射的全球市场空间。以中国制造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为例，伴随东南亚国家新兴经济体的出现，其多元性市场、差异性的人口、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处于经济发展起飞阶段的巨大市场，使得中国与当地企业双方在供给和需求的匹配性较强，再加上东南亚与中国地理位置邻近、文化相通等天然因素，为中国同当地制造业产业合作创造了很大空间，从而导致了部分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

（三）加速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是驱动中国制造业外迁的内生动力

2008年后兴起的逆全球化浪潮，对各国的产业链既有总量上的负面影响，又加速其内部结构调整[14]。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使世界各国进一步意识到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对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一些发达国家试图对本国产业链、供应链进行就近化、多元化和属地化的布局调整，超过83%的北美企业和约90%的欧洲企业也宣布了实现全球供应链多元化的计划①。而中美贸易摩擦，使得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关键环节“卡脖子”事件频繁发生，中国制造业母机、集成电路、芯片、光学技术等高新技术领域企业在核心元器件采购、高端技术人员及知识产权引进、申请国际标准及专利等方面遇到严重阻碍，必然促使跨国企业被迫重新布局生产基地、调整供应链、转移部分产能。而我国也不能继续之前“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思路，必然要采取更加主动的方式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通过兼并收购海外优势企业，合作设置生产、研发基地，借助国外企业品牌、技术、渠道等优势，优化我国全球生产网络分工协作格局，从而保障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①数据来源: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美全球供应链如何“去中国化”》,2021年3月。原文链接:https://www.csis.org/analysis/recovery-resilience-diversifying-supply-chains-reduce-risk-global-economy。

（四）中国制造业外迁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需求

通过中国部分制造业向海外转移，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提升中国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水平，促进中国制造业低碳、绿色发展，是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绿色发展，不断提高产业环保要求，环境敏感型企业环保治理成本明显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导致部分高耗能、高排放制造业外迁。从国土空间范围来看，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矿产资源相对贫瘠，高耗能产业面临着严重的资源环境约束，沿海岸线、长江、淮河和黄河流域布局的高排放企业，也逐渐由于环保要求标准提升而被关停。随着中国环保要求与监管日趋严格，必然会使得部分企业选择产业转移来解决该问题，如上述分析中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业。之前认为中国环保成本低、监管不严格而进入中国设置生产基地的外资企业，为规避环保成本也会又一次向发展阶段较低、环保要求不高的中低收入国家加快转移，从而继续享受环境监管“逐底效应”带来的红利。

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新技术推广应用与高速迭代正在对产业结构、生产要素、产业业态、生产方式、组织形态、运输成本、交易成本等领域产生颠覆性变革，这必然要求提升产业链与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以与产业发展相适应。张其仔等认为，驱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主要为终端需求驱动、要素供给驱动、区域产业布局驱动和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驱动四大基本动力机制，而中国的制造业外迁具有明显的海外市场寻求、战略要素寻求、产业布局优化寻求和融入提升价值链寻求的特征。所以，推动中国制造业外迁与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可有效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安全性和韧性，提高其现代化水平，从而实现我国制造业整体高质量发展[9]。

基于前人研究，本文认为，一方面，由市场终端需求和要素供给所导致的制造业外迁可有效降低企业平均成本，便于出口以及提高国内中间品效率和增加国内中间品种类，从而提升制造业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另一方面，制造业外迁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协同兼具产业组织形式与空间组织形式的双重特征，在产业组织形式上表现为区域间依据各自比较优势进行合理的产业分工，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在空间维度上表现为提升要素配置效率而进行的科学空间布局。因此，制造业外迁可产生一系列外部性，基于外部性引发的中间品共享、集群集聚和技术溢出的融合效应与产业组织、分工协作和空间布局的时空匹配效应叠加，可以有效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控制能力和技术创新水平，从而共同推动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提升（见图3）。                              

图3 制造业外迁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关系

（一）市场需求驱动制造业外迁，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

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企业在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的综合作用下趋向集聚于市场需求大的区域。产品市场需求是驱动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市场规模扩大有助于企业深化分工协作，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的同时提升企业多样化产品生产中的规模经济收益。市场需求驱动制造业产业转移，将制造业生产基地选址靠近终端需求市场，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市场需求刺激企业规模效益增长，就近满足市场需求，可以有效提升产品销售的便利性，快速进入并占领当地市场，便于产品的出口，实现供需匹配，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与本地及周边辐射区域的融合发展。市场驱动的制造业企业外迁至他国，还可以促进制造业企业中间品供应的多样化，进一步巩固企业在特定行业产业链、供应链的市场地位，提升市场占有率。基于此，将制造业生产基地针对产品市场需求地进行全球范围内的生产网络投资布局，可以有效应对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布局调整的新动态，从而提高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与保障供应链安全。

（二）要素供给驱动制造业外迁，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结构升级

要素供给导致的制造业产业转移主要是受到资本、生产原料、人力资源、物流等方面影响，致使制造业在要素供给等方面承受运行成本增加、企业盈利下降等问题，影响产品市场竞争力，从而发生被动产业外迁。尽管基于要素供给驱动的制造业外迁是一种市场行为，但是通过科学合理的方式引导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保障原材料供应将部分生产环节向海外迁移，可以有效保持母国产业链完整性和可控制性，推动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结构优化升级，对母国的经济结构优化也将产生促进作用。一方面，将国内比较优势降低的制造业企业迁移到生产要素比较优势较高的国家地区，使得制造业生产基地靠近生产要素供给地，让企业在获得更低生产成本要素的同时，还可以有效保障供应链安全；另一方面，通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将部分高能耗高碳排放的生产环节转移到海外，既保障了国内产业链的完整性和控制力，又实现了对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有助于国内制造业的绿色化、低碳化发展，促进国内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和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以及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低端制造业的外迁还可以为国内产业链升级释放更多土地空间，有效解决国内产业用地短缺问题，从而保障高技术战略新兴产业落地，进一步优化国内产业结构，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三）产业布局驱动制造业外迁，完善产业链、供应链集群生态

产业布局是生产力在空间上的分布与组合，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或一区域的产业结构和规模，而产业结构的具体表现形态在于产业各部门之间的比例构成关系，使得产业布局与结构共同决定了一国或一地区的产业链、供应链的集群生态。制造业外迁本质上就是不同产业在不同国家或地区转移承接，并重新布局。静态上看，产业布局表现为制造业各部门、各要素、各环节在空间上的分布态势和地域组合；动态上看，则是各种资源、生产要素和生产行为主体为探索并占据最佳区位而在空间地域上流动、转移、重新组合配置与优化再配置的过程。所以，伴随产业全球布局优化驱动的制造业外迁为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实现中间品共享提供了更大便捷性。中间品共享效应可以使制造业厂商为彼此提供更为多样和质优价廉的中间品。因此，着眼全球，将制造业生产的各环节科学布局在处于同一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区，形成功能性产业集群，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发挥其外部性辐射效应，构建起相互协作的产业链、供应链集群生态。通过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的相互协作，提升各生产企业的相互协作效率，增强制造业企业产品的全球竞争力。最为典型的就是目前世界各国试图构建的智能制造生态，即利用信息与数字化技术将制造业导入工业互联网云端平台，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技术，通过平台连接产业链、供应链的上、中、下游。

（四）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驱动制造业外迁，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创新

制造业外迁有助于本国产业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这将显著提升本国产业链、供应链与国际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伴随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逐渐完善，各国均采取积极政策措施融入全球价值链，意图快速实现本国加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全球制造业生产加工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15]。在新兴技术深度交叉融合的新模式下，通过制造业产业链各知识创造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间的深入合作，以及供应链各生产要素供应商的资源配置整合，产生系统叠加效用，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创新，是一国实现制造业价值链向高端延伸的重要途径。由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驱动的制造业外迁，一方面，可以通过突破国界参与更为广阔的全球范围产业分工协作，进一步强化企业参加全球分工的收益；另一方面，通过与发达国家的人员交流、信息共享以及研发政策学习与模仿，加速研发要素的吸收，实现生产技术的溢出与回流母国效应，可以快速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的学习效率，降低研发成本，有助于企业提高掌握新技术的能力和效率，从而进一步促进母国制造业价值链的攀升。

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应因势利导，通过以主权在我的对外直接投资，科学引导制造业外迁，有效推动中国制造业的全球生产网络布局优化，实现制造业外迁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协同发展。

（一）高水平推进产能合作，拓展海外市场，实现国内外产业链、供应链联动融合

后疫情时代和全球贸易格局骤变背景下，通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继续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高质量产能合作，拓展中国制造业海外市场，对巩固和畅通中国企业的海外供应链安全、实现海外供应链与国内产业链的全面联动、构建新“双循环”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借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订与运行的成功经验，推动针对在产业链上下游合作领域更高等级的谈判，完善顶层设计，通过制度创新，进一步破除区域内影响产能合作与产品市场进入的机制障碍，主导包容性的全球化发展，实现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链的联动。要着力提高产业链、供应链国内、国际的联动运行效率，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沿线海外支点的构建，联通全球区域性大市场，以中欧班列沿线站点、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高水平开放平台为支点，提高全球范围内供应链、产业链协同和资源配置的能力，推动构建更高水平、更高标准的贸易、投资便利化多边环境，促进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高效流通，实现海外生产基地、供应链与国内产业链的融合发展。

（二）加速培育新兴产业，避免国内产业“空心化”，推进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结构升级

产业升级是避免产业空心化的重要前提，基于劳动力成本、环保要求、规避关税壁垒等因素而进行的产业向海外转移，如果不能尽快培育起合适的新兴产业弥补空白，会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所以，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我国服务业、数字经济和新基建优势，吸引跨国制造业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高端产品生产线保留在中国；另一方面，要提前谋划低端产业转出后的接续产业，对于部分资源型地区可以依托积累的产业发展基础，通过新技术应用引导本地企业向产业链上游迈进，重点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前瞻谋划未来产业，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在本地孵化、成长。要着力有序引导制造业向我国西部地区转移，将部分制造业内移中、西部，形成我国国土空间范围内的制造业雁行矩阵，推动形成更加合理并惠及国内和国外各方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闭环，结合实施国内产业基础再造，整体提升中国同区内各国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的地位。

（三）合理布局海外园区，支撑全球生产网络布局，打造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全球生态体系

中国海外合作园区正作为一种新的动能推动着中国的境外市场开发、全球企业网络及价值链的构建[16，17]，建设海外产业园区是更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海外产业园区是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全球布局的重要载体。要加强与东道国政府的沟通，充分了解该国国内与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科学选址、规划海外产业园区。围绕该国主导产业，开展全产业链集群式招商，要充分依托国内完备的制造业集群优势，从构建以我为主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出发，营造良好的产业生态来带动海外产业园区的发展。形成以基础设施为保障，以合作共建产业园区为平台，以产能合作为目的，通过构建“基础设施+产业园区+产能合作”三位一体的海外产业园区建设模式，打造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布局承载平台。此外，还需注意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努力打造集产业发展和生产生活服务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式园区，严格遵守当地法律与风俗习惯，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依托布局于全球的海外合作园区载体，打造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集群生态体系。

（四）继续支持对国外制造业优势企业兼并收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技术创新能力

要求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并不是主张闭门自给、万事不求人，而是要增强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驾驭能力，有应对风险的抗冲击能力和多元替代的应变能力。通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兼并收购全球制造业领域龙头企业，促进技术溢出与创新要素回流，加速提升中国对产业链关键技术环节的掌控能力。在投资形式上，要充分借鉴韩国、日本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经验，支持鼓励带动性强的国内龙头企业整合国内资源形成具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财团，增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体实力，加大力度“走出去”，重点以并购、合资、合作方式为主进入东道国，从而更有利于国内企业在全球开展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整合，积极“补链、扩链、强链”，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运营，逐步形成若干总部在中国、生产布局全球、市场辐射全球、具有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跨国公司，提升中国特色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形成的竞争优势；在投资产业选择上，要摸清国内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家底”，聚焦技术深度较高的战略性产业方向，基于中国产业链现代化提升和供应链安全，有针对性地推进中国企业开展对这些国家优势技术创新资源、行业龙头企业、隐形冠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的兼并收购与风险投资，促进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