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建设备受关注：这一年是粤港澳大湾区启动元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签订。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

    如今，《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公布在即，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通车在望，从中央到地方，多项工作正围绕大湾区建设展开，以推动粤港澳三地合作发展，这一区域正以良好的发展态势崛起为世界级城市群。从目前的经济规模看，粤港澳大湾区已超过旧金山湾区、直追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未来，粤港澳大湾区有望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一的湾区。”深港产学研基地深港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克科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说。

具备世界级湾区基础

   与全球知名的其它三大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自身条件好，起步高。“粤港澳大湾区面积达到5.6万平方公里，人口规模达到6700万，2015年GDP总量为1.36万亿美元。无论是人口还是经济总量，粤港澳大湾区都具备世界级湾区竞争的基础。”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

    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优势和产业结构优势明显，广东是全国创新驱动发展的领头羊，港澳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均在90%左右，广东9市制造业基础雄厚，已形成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的产业体系。 “从全国范围来看，粤港澳地区制造业产业链最全、创新科技最前沿，而教育培训、金融科技也都处在全国最领先的水平。”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主席蔡冠深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表示。

    此外，张克科指出，如今粤港澳经济合作进行已接近40年，在制度层面、基础设施建设、平台建设、科技合作、经贸合作等方面，都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有丰富的合作经验。“这些都为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他说。

如何使9+2>11？

   《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特别划出了七大重点合作领域。包括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一步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构建协同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共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培育国际合作新优势以及支持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张克科认为，通过协议可以看出，合作本身不是单向的，是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带动粤港澳大湾区内各城市的全面合作。

   基于基础设施之上的互联互通显得尤为重要。“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开通后，将把整个广东和香港澳门紧密联系在一块。但是基础设施这些硬件完成后，如何真正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方面达到互联互通，还需要各方在软件上的努力。”蔡冠深表示，他建议，可以考虑实施“一地两检”、引入香港的优质管理服务模式等，从而打造真正的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避免诸如“路上半小时，过关排队2小时”现象的发生。

   受访专家们认为，要避免大湾区城市间的内耗和重复建设，让9+2>11，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同时也要突破传统的理念和体制，让市场发挥作用，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

   在顶层设计方面，蔡冠深指出，从国家层面需要解决的是这9个城市和2个特别行政区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和大湾区内各个基础设施的功能划分问题，“我认为中央人民政府应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统筹委员会，从国家利益出发调配划分，比如具体哪个机场、码头负责货运，哪个负责客运等，都需要统筹协调。”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说。

   而针对各个城市如何分工，郭万达表示，应该基于市场配置资源进行分工，经济的发展是来自于市场分工的繁荣和竞争的繁荣，要鼓励城市之间进行良性竞争。

   张克科也指出，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之间更多地还是在唱“拼盘折子戏”，并没有真正形成融合发展的观念，“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间以前最多是各区域之间的关系，是类生性发展。”张克科说，以前受到行政主导的体制影响，各区域之间竞争同质化非常强。“大家要找到自己不同的定位，比如珠江西岸装备制造业，珠江东岸生产制造业，广州的枢纽功能，深圳的创新科技、香港的金融、澳门的旅游和会展都是自身的优势所在，各城市之间应放开竞争，强强联合，尊重市场的作用，让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外向型开放的大格局。”他说。

   与国外其他湾区相比，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是以行政手段倡导区域内的城市群融合在一起，并且广东九市与香港、澳门地区存在制度方面的差异，对此郭万达表示，大湾区要在全面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的基础上，思考丰富和发展“一国两制”的实践。“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美国旧金山湾区在形成过程中，在人才的吸引机制上也有政府的干预，而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并不是所有要素都是政府先行的，目前大湾区统筹建设的障碍在于跨境、跨区。”郭万达分析称，他认为，“解铃还须系铃人”——在政府的带动下解决问题，给市场一个要素流动的机制。

   与此同时，香港、澳门和广东的制度差异，也正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之一，“香港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完善，税制相对优惠，法律与国际接轨，科研氛围浓厚，高等院校资源丰富，作为自由贸易港的高开放程度，这些都将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蔡冠深说。

   “最近港交所开放同股不同权、允许不盈利的生物制药等公司上市等做法都证明香港是当之无愧的改革先行者，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进程中，香港的改革将成为内地改革的助推器，让内地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有更多的突破。”张克科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科技先行带动产业升级

   科技创新是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粤港澳大湾区在创新能力、创新成果、创新环境和平台以及创新人才等方面已形成明显优势。未来可以依托香港的高校，深圳、澳门的优质科技企业，以及珠江三角洲的制造业，汇聚全球的科技资源，吸引全球的科技创新人才。”郭万达表示。

   香港特区政府2017年1月与深圳市政府签署《关于港深推进落马洲河套地区共同发展的合作备忘录》，深港双方将在河套建设“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对此，蔡冠深分析称，河套地区位置优越，港深可共同打造连接“深圳南山科技园－福田保税区－落马洲河套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古洞北科研发展区”的“跨境创新走廊”。与此同时，深圳福田保税区也可发展成为科技产业的后勤和孵化基地，并加强与河套地区的交通联系，为科技人才提供优质的生活配套服务。“这些都能为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的产业升级带来利好。”他说。

    此外，张克科指出，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间应加强产学研合作，提升接触和交流水平，推动两地科研经费互通。可以利用香港经验做好创新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打通创新资源和市场需求对接渠道，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

    2017年1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在深圳前海成立，作为联盟主席的蔡冠深介绍，未来腾讯、华大基因等联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也将与区域内的高校展开合作，促进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打造科技创新驱动平台，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