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物流业起步较晚，但追赶的速度并不低，特别是在理论上的追赶更是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需求而产生了飞跃。在物流理论上，中国与美国间隔了60年，与日本间隔了20年；而在现代供应链理论上，中国与发达国家则仅差几年。

1996年Porier和Reiter在迈克尔·波特1985年的“价值链”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符合现代意义的“供应链”；2000年的华中理工大学马士华就出版了专著《供应链管理》；2001年清华大学刘大成为本科生开设了《供应链管理》课程。2008年名为“中本聪”的人提出了比特币、区块+链的概念，而将区块+链合成“区块链”的定义则是2016年；2016年底，清华大学刘大成就将区块链的理念引入物流领域，率先提出了区块链与供应链“双链融合”概念。

“双链融合”是指充分利用区块链两个独特优势弥补供应链的两个短板；利用供应链两个长处解决区块链的两个痛点。区块链两个独特优势是“去信任化”和“去中介化”；供应链两个长处则是具有非中心化的上下游组织差场景及上下游可以封闭的产业链生态。

区块链支撑的点对点（P2P）允许单个节点与其他节点直接交互，运行机制绕开中介，保证“去中介化”；区块链的原始假设是人与人之间不信任，“去信任化”机制解决了供应链不同经营主体博弈中的信任问题。

供应链流程清晰且有基于透明化的联合决策需求，对区块链技术极客是最好的应用场景选择；而供应链上下游经营主体较易形成更多的非中心化组织场景，易于让区块链在这个非中心化组织平台上找到技术支撑优势。

物流业的创新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配置程度考虑，从要素禀赋资源配置优化的程度考虑。社会要素禀赋资源配置优化的核心要素主要包括共识、权力、资本、技术（包括信息）、信息和企业家精神，但核心要素中第一要素却一直在变化中，特别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而变化。

在建立国家、王朝和帝国之前，部落的共识是资源配置优化的第一要素，共识、信仰到宗教让部落之间开始合并，规模逐步扩大，直至形成国家乃至帝国。

国家的产生、王朝的更替和帝国的吞并都是持续扩展要素禀赋和实现资源配置优化的过程，帝国统治者，都是把金字塔型结构的统治权力（政策）作为要素禀赋扩张和配置优化的第一要素。

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和1621成立的荷兰西印度公司标志着资本第一次超越了权力（包括军事力量）的配置能力，比权力更具有商业信誉和信用的资本/货币将荷兰推到了全球大国，而后资本与权力/帝国、共识融合统治了近300年，具有创新和冒险性的企业家精神紧随其后。

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将技术的资源配置能力提高到资本和权力之前，英国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成为全球历史上最大的帝国，美国也紧随其后，工业全面发展。技术的资源配置能力压倒性地超越了资本、权力和共识，在约瑟夫·熊彼特的理念中，技术创新已经替代了帝国疆域扩充而成为要素禀赋资源配置优化的第一要素，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权力的大力扶持而愈加强大，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了1944年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及1971年美元与石油挂钩的时代。

由于20世纪缺乏革命性的技术创新和工业革命，到20世纪60年代，资本和企业家精神的配置能力又一次反超技术而成为配置的第一要素，直至信息技术从技术定义中独立成为最有活性的配置要素。

自动化、计算机和互联网相继地出现带动了信息化革命，在资源配置的活性评价中，信息技术甚至可以从技术中剥离出来成为配置优化的第一要素。连续两年福布斯富豪榜中，前10位富豪的总收入均超过全球另外一半35亿人的总收入，基尼系数持续上升，主要原因就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将全球资源配置优化的效率提升得太快。

在互联网诞生之前，生产与消费一直受制于商贸流通渠道及其规模化，个性化需求与个性化生产/供给很难实现低成本对接；而互联网恰恰解决了个性化需求与个性化供给间低成本、高效率精准对接且易形成规模化的需要，同时又将传统供应链的最终消费者单一收入理论转变为从供应商到最终消费者的全供应链上多节点的可收入理论。

物流业在持续发展过程中，不断地结合“大云移物智”（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而形成不同时代、不同层级的智慧物流。

第一代智慧物流解决的是现有物流产业结构各功能模块的优化问题，如运输中的“旅行商问题”路径动态规划、仓储ERP/WMS和多级库存优化、沃尔玛的交叉码头与送奶线路、“重去重回”与“结点成网”以及物流金融等。

第二代智慧物流解决的是现有物流产业结构功能模块间的替代组合优化问题，如亚马逊、淘宝和京东的“以储代运”以及长治潞城现代智慧物流园的“以运分储”等。

第三代智慧物流解决的是利用物流与供应链体系改变生产和消费全供应链的产业结构，即配合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伴生发展，利用物流与供应链调整产品/服务从生产到消费的上下游资源体系。

第四代智慧物流解决的则是并行的同构/异构产业链间的资源配置融合。传统智慧关注的是如何缩短从投入到产出（生产、商贸或物流）的运行周期，提高资金周转率；而新型智慧关注的则是如何将不同产业链闲置资源零成本（或最低成本）地赋能，从而实现将产出提前到投入之前的目标，即先收入后投入的“无本万利”模式。

供应链与区块链“双链融合”从根本上解决的是并行的不同产业链间资源交叉融合配置的问题。

作为连接生产和消费的物流业，其各个功能环节的传统收益都是较为薄弱的，而扩张的供应链理念则可以非常容易地将从供应商的供应商到消费者的消费者之间的商贸渠道纳入其中；与亚马逊“飞轮效应”对应的产业链生态（圈）理念则可以将与供应链并行的供应链金融平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利用区块链在可管控物流体系的“记账凭证”与“信用”交替互换技术，通过将生产周期、商贸周期和物流周期纳入在税收周期之内的方式大规模规避不合理税收，提高利润。

从投入产出来看，供应链解决的可能是“一本万利”，而双链融合解决的可能是“无本万利”。（刘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