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水资源丰富，总量居全国第六，源远流长的赣鄱水系孕育出了璀璨文明。有人很形象地伸出手掌，五个手指就是五条河流：赣江、抚河、信江、饶河和修河，掌心就是鄱阳湖，五河汇入鄱阳湖，五指连着手掌，与五河连接的还有许许多多的支流，就像一条条血脉，畅通自如。千百年来，这只手掌书写了流金溢彩的华章,抚育了客家文化、庐陵文化、豫章文化和江右商帮文化。从唐代杜审言、王勃、慧能、鉴真，到宋代苏东坡、黄庭坚、文天祥，乃至明代王阳明、海瑞、利玛窦……在赣江两岸留下深浅不一的足迹；从江右商帮重要人物周扶九到民族资本水上运输先驱蔡燕生，都是赣江哺育的“水之骄子”。近日，省委、省政府决定于2020年至2021年，在全省组织开展加快水运改革发展攻坚行动，建设畅通高效平安绿色的现代水运体系，加快打造“赣鄱千年黄金水道”，再创江西水运大省的辉煌。
悠悠流淌的赣鄱水系养育了一代又一代赣鄱儿女，书写了赣鄱大地的繁华与荣耀。今天，我们站在这些河畔，回望烟云岁月，仍能够想见“盐帆飘展漕运盛，客贾往来出圣贤”的盛景；展望未来发展，心中更是腾升起重现历史辉煌的担当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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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之前，江西地区处于待开发阶段，直至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兵分五路南攻百越时，其中两路取道赣境。这两条进军路线，成为后来江西境内的两条水路主干线：一是由赣江，水路上溯至大庾岭，通过山路入广东南雄；二是循信江水路东行至广丰转入至浙江江山，翻越仙霞岭，东下瓯江至温州，南入闽江达福州，正是秦始皇对百越用兵，成为江西水路开拓的起点，江西从此成为南北交通的中枢之一。
汉初，中原与南越互通关市，交往颇勤，主要是官方往来和商旅贩运。当时，中原至东南沿海地区的交通，虽已开通东南海道，但因海路易遭风暴袭击，风险太大，一般不可取，而多取道豫章境内的水路南下，《汉书》载“金铁田器，马牛羊”贸易兴旺，铁农具和牲畜运往南越，南越和海外的象牙、犀角、珠玑、玳瑁、翡翠等奢侈品运往中原；南越给汉王朝的贡品以及朝廷给南越的赏赐物也主要取道于赣江，加上民间贸易活动不断拓展，大大促进了豫章郡内的交通运输，为江西与全国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正如左思《吴都赋》所描绘的“水浮陆行，方舟结驷。唱棹转毂，昧旦永日”，江西水路已是初步繁荣的景象。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各地豪强拥兵称雄，割据一方，尽管江西地区受到很大影响，但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雷次宗《豫章记》中描述，“地方千里，水路四通，风土爽垲，山川特秀。奇异珍货，此焉自出”。西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年)置立江州，从此，江西完全成为直属于中央的州一级独立行政单位，经济迈进一大步，逐渐跻身前茅，一跃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第三大经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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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江西交通水陆并重，以顺应自然环境的水路沟通陆路的交通模式为特色。考量各种交通条件，水运是运输力最大、成本最低的运输方式。江西襟江带湖，形成了以彭蠡湖水系为主要架构的水陆交通脉络，由彭蠡湖借赣水与支流通洪州，往南以盱水通临川与南丰县，是他州入抚州的主要途径。由赣水另一支流渝水西入袁州；经吉州境内支流庐水通西部安福县、禾水通永新县。过吉州即抵达虔州，州内赣水支流为主要交通路线，贡水居东，其支流南通信丰，其上游虔化、大庾，由大庾岭陆路入岭南，接浈水，南抵广州。由彭蠡湖入饶州，可借余水通信州贵溪、弋阳、上饶、玉山四县，东行经衢州、睦州、杭州通运河，进而通苏州、常州、扬州。自上饶南行，另有陆路通福建地区。由彭蠡湖至饶州州治鄱阳，溯鄱水上游昌江，东北行，经浮梁，至歙州祁门，连接浙江地区。由此，“舟船之盛，尽于江西”，成为当时水路状况的写照。而中国历史上三次人口南迁，赣江是主要迁徙路线之一，中原文化南下与吴楚文化交汇，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促使江西文化逐步走向繁荣。
唐朝十分重视江西水路。贞观初年，唐太宗“以江中盗贼劫掠，为商旅之弊”，加大力度整治。然而，赣水交通线并不十分通畅，特别是虔州至吉州一带的险滩更是巨大的障碍。《水经注？赣水》曰：“赣川石阻，水急行难，倾波委注六十余里。”孟浩然《下赣石》诗云：“赣石三百里，沿洄千嶂间。”为消除赣水交通线的安全隐患，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虔州刺史路应“凿赣石梗险，以利舟通”，大运河开通之后，江西漕船可以沿长江入扬州，然后循运河北达京城。岭南与中原地区的商运也利用赣江作为主要运道，海外运集广州的物资得以经过赣江运抵江淮和北方，黄金水道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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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江西社会经济加速崛起，北宋朝廷加大了对南北主干道的管理。首先，在赣江沿岸增设了南康军、临江军、南安军三个州级行政区，强化了北、中、南三个关键航区的管制。嘉祐年间，虔州知州赵抃征调民匠，又一次大规模凿石疏流，但受当时的条件限制，险滩难以蹚过，人们身处赣石，仍不免顿生惊恐。聪慧豁达的苏东坡被贬惠州，来到了万安滩头，触景生情写下《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将“黄公滩”改名“惶恐滩”，而且这一改竟成定局，为社会所接受，生动地演绎出“十八滩”之艰险。再次，鄱阳湖航道北端的星子县境内，水面窄而风浪大，航船经由此处，必借避风港停泊。元祐年间(1086——1094年)，南康军知军吴审礼征民治理，风涛险恶，舟船无停泊之所，遂在县南一里左右的湖淀水域，“构木为障”，初步构建起一个稍可防御风浪的港区。崇宁中(1102——1106年)知军孙乔年将木栅改筑成石堤，长150丈，“内浚二澳，可容千艘”。提高了避风港抗御风浪的能力与港区容量，改善了进出鄱阳湖的航行环境。
据《宋史》记载，在赣江——鄱阳湖航道网络上送运的客商、百货很多，但是能够具体记述的只是官物的一部分，即赋税、漕粮、钱币等。粗略估算，主要有以下诸项：一是漕粮，每年约一百五六十万石；二是食盐，约四千万斤；三是茶叶，约六百八十万斤；四是铜、铅、锡、钱。饶州永平监所铸铜钱北宋初为30万贯，元丰年间为61.5万贯，全部运出上供，进入内藏库。此外还有大量的铸铜钱原材料，景德镇窑、永和窑、白舍窑、七里镇窑等窑厂生产的大量瓷器，无法以统计数据说明。如此多的货物，再加民间商品交易，熙来攘往的人流，故而“舟船之盛”经久不衰。由于商业文化的繁荣，教育得到长足发展，庐陵曾出现“一门三状元，隔河两宰相”的奇观，在泰和境内，赣江千里第一岛——蜀口洲，是一片文化堆积的绿洲，面积12.85平方公里，在村史馆里有这样一副对联：“蜀口一等人，出忠臣入孝子；洲上两件事，非读书即耕田。”洲上享有“三凤八龙”之誉。永乐辛丑年欧阳哲三兄弟均为进士，时称“三凤”，正德辛未年欧阳嵩兄弟八人都名列进士榜，时称“八龙”，三百年间，名列进士榜者竟有二十一人之多。吉安市内的白鹭洲书院为全国著名书院，南昌的滕王阁为“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承载多少历史传奇，蕴藏多少文化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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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时代，由于战乱频繁，江西水运时兴时衰，但作为南北主干道的地位没有变，清前期的南昌是江西全省粮食运输集散中心，每年全省各地的漕粮都在南昌完成集并任务，由赣江入鄱阳湖，而后转到长江运往全国各地，“每当起运之时，通省漕船七百余艘，先后至于章门(今南昌港章江门码头)……按部列次，以整以暇，晨夕应时，盖自章门以入于湖。由湖口出大江，顺流东下，以达于淮，逶迤二千余里。”除漕粮之外，江西省内大量的生猪、木材以及其他农副产品，也通过南昌港口运销各地。同时，江西的四大商镇的专业化导向及其市场辐射力逐步形成，樟树镇的药材加工贸易；景德镇的陶瓷业为主的专业市场；河口镇的茶叶转运与纸张产销。尤其是清初最终形成的转运口岸吴城镇，濒临鄱阳湖，属汉代海昏县地。三国时，东吴大将太史慈于此筑城驻军，故而得名“吴城”。吴城即为长江入赣江水系的门户和重要埠岸，所以唐宋以后南下北上的官员骚客等咏唱吴城的诗文甚多，不过吴城到康熙朝以后才最终繁盛起来，“五方杂处，千家烟火”，已有“两江巨镇”之称。畅达的水路交通使得来自四面八方的商户齐聚吴城，该镇转运的多种商品中以木材、茶叶为大宗，其余为瓷器、夏布、棉花、米谷杂粮、果品药材等上百种商品，因而有“装不尽的吴城，卸不完的汉口”之称。据载，吴城镇的省内外会馆最多时达48所，折射出吴城镇的昔日繁华。一直到民国时期，江西境内的主要进出货物运输线路，仍走赣江水系，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铁路、公路路上运输和航空事业高速发展，千年水道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
赣江一路北去，串起了一颗颗明珠，闪烁着耀眼的红，迷人的绿，毛泽东同志对赣江情有独钟，写下了“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等气壮山河的诗句，尤其在于都东门，赣江(当地称于都河)河畔，一棵沧桑的古榕树见证了一座丰碑的铸成，中央红军曾从这里出发，踏上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是一条经济的河流，文化的河流，也是一条流淌着红色基因的河流。
随着江西经济社会迅速发展，构建“立体交通”势在必行，激活和打造“赣鄱千年黄金水道”正当其时。改革开放以来，我省锁江镇湖，浚川疏河，山口岩、伦潭水利枢纽，万安水电站、峡江水利枢纽等大型水利工程顺利建成，赣江水系通航能力大幅提升，五江和鄱阳湖洪水防御取得决定性胜利，尤其是借助江西绿色崛起战略，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打造美丽中国的“江西样板”，充分发挥水资源丰富的优势，从而为加快人流、物流、信息流提供有力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水资源丰富的江西，正在加快水运建设，逐步释放水运红利。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运输服务品质优化提升、水运与其他运输方式加快衔接，航道通行能力进一步提高，大型化、专业化码头建设进一步提升，运输服务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江西水运呈现新气象。江西省内有2400多条河流，水资源总量居全国第六，有101条通航河流，航道总里程达5716公里，列全国第八。在深化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千年黄金水道”必将为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新画卷增添新的光彩。（周敏生）
(图片由本报记者朱文标、洪子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