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党的十九大精神，我国现阶段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应该“增进人民福祉”，即经济发展必须更重视人民生活的改善与两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构建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可以从交通运输业的自然属性、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三个维度来思考。

 交通运输业，是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内的继续（马克思《资本论》），既具有物质生产的共性，又具有区别于一般物质生产的特性，其产品就是“位移”。根据费希尔和克拉克的三次产业结构分类研究，交通运输业属于第三次产业中的流通业，具有较强的“服务性”特征。与此同时，作为重要的国家基础产业，交通运输业不但具有社会公益性、资本密集型、区域经济性的特征，而且还具备范围经济性与成本弱增性等自然垄断性的特征。

 这就意味着，交通运输业“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但需要满足位移本身的高质量发展要求，还要满足基础设施网络的高质量发展要求与交通运输资源配置的高质量发展要求。因此，可以从自然属性、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三个维度，来思考构建“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中心”的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交通运输业的自然属性，本质就是“位移”。高质量的位移，至少应该包含位移的安全性，如对国家整体安全方案的支撑、自身安全事故发生频率、旅客的财产安全、整个位移系统的人身安全与应急救援能力等；位移的正常性，如交通服务的准点率、取消率、延误时间等；位移的通达性，如交通设施的覆盖率、服务网络连通的城镇数量、服务频率，以及枢纽的数量与枢纽综合连接能力等；位移的便利性，如综合交通互联互通、多式联运水平，以及口岸政策、物流绩效与签证政策等；位移的可选择性，如多种交通方式的选择，以及多元化出行成本的选择等。

 交通运输业的经济属性，不但能够反映产业服务于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还能够反映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与水平。包括产业规模、产业竞争力、产业效益、产业关联效应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等内容。其中，产业规模包括产值规模与市场结构等，包括周转量、吞吐量、运输量、集中度等在内的业务指标；产业竞争力，则包括发展速度、需求收入弹性、行业国民经济增长弹性等指标；产业效益，至少应该包括利税贡献率、资金利税率、固定资产产值率、全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如载运率、交通工具的日利用率；产业关联效应，可以简单理解为对上游产业的感应程度和对下游产业的影响力程度，可以用直接经济效应、间接经济效应与催化效应来衡量；产业国际竞争，主要包括企业的跨国竞争能力、交通枢纽的国际市场份额、对国际组织的技术标准与管理规制的贡献，以及在双边贸易或多边贸易协定中的方案贡献等指标。

 交通运输业的社会属性，不但包含产业的绿色发展与协调发展能力，还包含产业生态系统的融合发展能力与对自然垄断特性的规制能力等。其中，绿色发展包括单位产值能耗、资源消耗强度与单位产值排放量等指标，从航空运输的角度看，至少包含了燃油消耗、延误损益、航空器的地面与空中等待时间等指标；产业生态系统的融合发展能力，既包括在综合交通体系中不同运输方式的合理安排问题，还包括交通节点的布局与网络效率问题，甚至是整个系统的创新能力、就业机会、就业弹性、从业人员平均产值和从业人员平均薪酬等；对自然垄断特性的规制，则可以从消费者权益保障与保护的角度来衡量，如反映老百姓获得感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居民交通服务消费能力，与反映公平竞争的服务企业数量、规模与商业模式多元化等指标，其实质体现的是交通运输业的经济性规制内容，如市场准入和价格管制等。

 显然，衡量交通运输业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具体发展目标与重点任务会随着国家战略与产业发展阶段而出现相应调整。

 当前，我国不但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还处在经济转型升级与发展动力转换的关键阶段，交通运输业仍处于发展的朝阳期，考虑其集劳动力密集、技术密集与资金密集于一体的基本特征，高质量发展目标应重点关注公共服务均等化、国际竞争力、全要素生产率、科技创新能力和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与公平性等方面。

 （作者系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教授邹建军）